[44]事实上，我国第五次修宪前就有学者从简化修宪工作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宪法条款的修改以采用可以独立适用的条款为宜。

群众是充满主动性、创造性的人民，群众表达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抽象人权，而是从丰满的社会实践不断提炼出的社情民意和力量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制度结构，虽源于个体道德自主的元点设计，但却指向现代公民守法品格的培养。

[46]客观来讲，如果社会伦理实体能够发挥其德性教化和价值濡化作用，绝大部分价值争议就可藉由伦理实体的道德力量加以消解。[41]参见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而这一立场，是否就必然支持部分国家机构道德干预的合宪性和合比例性？宪法相关条款成为各方辩论援引的基础资源，对其的解释随之成为宪法学的重要课题。然而，在精神文明建设规范功能和制度结构的探索中，如何避免落入国家-个体的国家干预极端，同样是必须谨慎对待的。二是对话协商的主权定位，前置于以人民代表大会为载体的民主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将协商嵌入代议过程的宪制安排。

二是来自国家（好生活标准的确定者）的宪法审查和监督。[15]在这一点上，良好的公民自治、社区公益服务、家庭与学校教育，以及作为私人事务的宗教辐射，构成公民教化的社会机制。参见前注[41]，[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书，第83页。

——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78-579页。虽然环境的因素不是决定性的，但环境的影响则不容小觑。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在他看来，这种自由，或者这一个关于我们所有人的自由的原则，乃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伟大的恩惠。

[42]没有这样一种思想自由，人就不是一个独立决断、独立行动的主体。例如，与他人相比，具有更为突出的才干，文能治国，武能安邦。

但是，如果把这种论说置于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下，显然会令人疑窦丛生：一个作贱自己或将自己弄得卑污下贱的人，我们凭什么也将他视为尊严的主体？一个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歹徒，为何也需要将他当作权利主体而保留他的尊严？实际上，法律思想史上对这样一些自作自受或危害社会的异类，很多时候都将之排除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外。[34]人因为自由，或曰自主性而取得了其尊崇无比的地位，他不再需要上帝的启示，也不要求有他人的协助，我思故我在。人通过理性来规定自己的行为目的，或者把从外部知觉中拿来的目的与本质的和普遍的目的放在一起加以对照，进行评判，因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美的一个理想，正如惟有人类在其人格中，作为理智者，才能成为世间一切对象中的完善性的理想一样。法律上需要给予每个人以表达的自由，同样也可视为是尊重个人独特性的具体表征。

[45][意]但丁：君道论，转引自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8页。[41][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页。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个人是国家的目的而不是国家的手段，国家的一切施政措施，都应以满足人们的欲望、保证人民的幸福为依归。[64][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李树琴、段素革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87]所以，在社会交往中尤其是在法律活动的人际交往中，为了体现人的尊严的内涵，就必须以相互尊重来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61]英国学者鲍曼认为，在当代社会，个体性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特性，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诸多普遍特性中最具普遍性和决定意义的特性。

在千千万万种特定的个人与特定的社会之间可能的组合中，一个事前特定的个人被一个偶然事件投入到一个事前特定好了的社会里，并且由此开始了他（她）的命程。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

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自我创造的生物。[9]李政达：《士林哲学与人文主义》，载《哲学与文化》2006年第1期。[15]就此而言，人的尊严的根据是因为人具有道德性，由此作为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具有自治、自主、自律的秉赋，而这些与人的外在特征（如身高、容貌、种族）及外在表现（如成就、功绩、才干）等只具有价格属性的东西不可相提并论。（一）个人独特性的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人们常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意味着每个人和别人一样，都融合在社会之中，并以人之为人者共有的情感、本性作为社会维系的纽带，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得以可能。[60][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61][德]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按照意大利学者莫迪恩的追溯，个人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是一个由基督宗教确认、主张和传播的原理，这个原理具有一种少有的颠覆性力量（和平的颠覆），渐渐地，当它成功地侵袭和渗透到非基督宗教文化中，它深刻地、实质性地改变了它，导致了中世纪和后来的现代文化的产生。

就以死刑犯这种极端例子而言，如德里达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死刑这种法定而正当的判死，在它处理受刑人的权利、法律、人性及其尊严等可以不断假设的问题上，不同于杀人或非法处死，也不同于谋杀。这好比上帝隐身于后，而让他的形象通过人在人生的舞台上多姿多彩地呈现出来一样。

反之，超乎一切价格、因而不容有等值物的东西具有一项尊严。没有理性的运用，人们就可能在自然状态的战争行为中趋于毁灭。

每一个人都从一个特定的自我的观点去看世界，并好像在构筑一个小宇宙。第二，认为人的尊严既然意味着人的尊贵与庄严，那就必须具备某些成功的因素，才能获致他人的认同与法律上的认可。

奥古斯丁指出：通过耶稣我们的主，恩典赐给了我们。换句话说，所有基督教教义有关人的尊严的论证，都离不开上帝这一外在背景。严格说来，个人的独特性的理论阐述，与个人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起密不可分，而其发韧的时代则是启蒙运动。[20][英]迈克尔·罗森：《尊严：历史和意义》，石可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70]可以说，从母体中来到世界上的个人，都以其独特的秉赋而与其他人相互区别，从而凸显出你、我与他的相异。因此，没有希望用这种方法得出现象中的规则性的知识。

就像荷马所指责的那种人：无族、无法、无家之人。[24][法]德里达：《论死刑》（香港中文大学讲演稿），转引自张宁：《解构死刑与德里达的死刑解构》，载赵汀阳主编：《论证》（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55]哈耶克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康德理论的最好注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的独特性可以证成人的尊严，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特殊的，因而每个人的尊严也都是固有的、神圣的。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一个有尊严的主体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德沃金关于人的尊严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我将之称为内存价值原则，也就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种特别的客观价值。这两个特定都带有事前的意思。证诸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发现，从人在世间的表现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70]同前注[60]，[匈]阿格妮丝·赫勒书，第9页。不仅如此，《疏议》在解释五刑中的徒刑之徒时，还专门提到徒者，辱也，盖奴辱之，也就是以羞辱作为刑罚的目的所在。

[31][意]皮科：《论人的尊严》，载周辅成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3-34页[21]参见［日］佐伯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 页。

其中的第一层面企业被列入列异名单，属于将客观事实对社会公布。（2）受到通报批评处罚的当事人难以获得实质性法律救济，相应的权益损害无法实质性消除。